三星堆文明是传说中的夏朝么   windyxb 发表于 2019-8-19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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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26 |显示全部楼层
(21)从先秦文献来看,“汤伐夏桀”史不绝书,因此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认为是夏商并行说难以克服的障碍。然而,上博楚简《容成氏》却这样记载:“启王天下十有六年而桀作。”[39]按《夏本纪》记载,夏启去世后出现了“太康失国”事件。比较《容成氏》和《夏本纪》可知,“太康失国”和 “后桀亡国”实为同一历史事件的分化。这个结果尽管看上去很令人震撼,但事实上,汉语文献早就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蛛丝马迹。
东汉张超《诮青衣赋》说:“有夏取仍,覆宗灭祀。”[40]按《左传》哀公元年伍子胥的叙述并结合《夏本纪》的记载,显然可视张超所说为“太康失国”事件。然而《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后夔娶有仍氏女而为后羿所灭。[41]夏后氏与后夔皆因娶有仍氏之女而亡国,且灭其国者均为后羿,更兼夔、夏字形相近,因此不难推断“太康失国”即“后夔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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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27 |显示全部楼层
《左传》哀公元年说:“后方娠,逃出自,归于有仍。”据此可知,有仍氏即后缗母家。《竹书纪年》则称桀娶岷山氏二女而亡国,缗、岷相通,此益证“后桀亡国”即“太康失国”,也就是“后夔亡国”。《夏本纪》称夏桀为“履癸”,今本《竹书纪年》作“帝癸”。癸为见母、脂部字,夔为群母、微部字,群见旁纽,微脂旁纽,夔、癸二字古音正合。
三星堆青铜文明毁灭时间在殷墟武丁时期。武丁时期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为征伐鬼方。而鬼为见母、微部字,与夔字属旁纽叠韵,由此不难推断,若以夏商并行而论,则所谓太康失国、后桀亡国、后羿代夏、武丁伐鬼方全系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称呼。
若夏桀亡国果为武丁伐鬼方,则“汤伐有夏”又当何解?检索先秦时期的出土材料可知,“昜”字与“唐”字的关系极其诡异。比如,商祖大乙在传世文献中皆记作“汤”而不记作“唐”,在甲骨文、金文中又皆记作“唐”而不记作“汤”。同时,山西地区的古唐国和汉江流域的古唐国,在先秦出土文献中又全部作“昜”或从“昜”之字,而不写作“唐”。这种罕见的文字互易现象,目前学术界多以通假说之。然而,就学而言,通假与本字的联系原本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唐”字与“昜”字或从“昜”之字的对应却表现出极强的规律。直到进入战国后,这种对应现象才开始被逐渐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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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30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这个问题,尚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目前,笔者初步提出的观点是:以盘庚迁商为界标,把传统观念中的殷商时期一分为二,称前段为唐,后段为商,并把唐作为天乙的族称,同时,又把唐族视作从昜族分化而来。这样,唐和的文字互易现象便可从唐、族的历史互动中去进行解释。同时,这样也可以把传世文献中的“汤灭夏”转化作“唐灭夏”来进行研究,以打破《史记》体系所制造的“汤伐有夏”和“武丁伐鬼方”的时空距离。
事实上,传世文献中确实存在“唐伐夏”的说法。比如《逸周书·史记篇》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42]此文伐西夏的唐氏,韩建业教授曾视为是陶寺类型文化。[43]然而,《太平御览》卷912引《归藏》说:“昔者伐唐,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者也。’”显然,《归藏》的“桀筮伐唐”和《逸周书》中的“唐伐西夏”为一事二记,其区别只在记事角度的不同。
张光直教授曾提出商代存在昭穆制度之说,[44]此说有效地解释了商代考古文化中的二分现象。对于张氏之说,虽有一些学者提出驳难,但笔者则认为其说极具价值,张氏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其观点。以张氏之说而言,则传统商王世系中的汤(唐)、太庚、南庚、盘庚、祖庚等便可视为一系之王。因此,作为武丁父辈的盘庚和武丁子辈的祖庚,自然都可以唐氏称之。这样,我们再兼用夏商并行之论,则太康失国、后桀亡国、后羿代夏、武丁伐鬼方、汤伐有夏所形成的解读障碍便可全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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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32 |显示全部楼层
22)大量文献的记载表明,夏代末年曾发生因地震而形成堰塞导致河水断流的现象。如《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夏桀之时,“植社槁而裂”。《太平御览》卷880引《竹书纪年》说:“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敦煌写本《六韬》(伯3454)残卷:“桀之时……瞿山崩,及为大泽,水深九尺。”[45]《国语·周语上》说:“昔伊洛竭而夏亡。”三星堆遗址西临龙门山断裂带,该地区多有古地震发生的证据。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嵇少臣教授的研究表明,龙门山地区发生类似“5·12”汶川地震的周期为3000年。[46]以此推之,三星堆青铜文明毁灭时间确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而考古发现亦表明,三星堆城址确有被水淹的迹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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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34 |显示全部楼层
通过以上22条材料,我们粗略地勾勒出了夏、商并行的历史年代框架。借助这个框架,不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对《楚居》、《容成氏》、《穷达以时》等出土文献进行解释,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三星堆、金沙、殷墟、曾国墓等考古文化之间的联系。同时,借助这个体系,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原来困扰着学术界的一些难题。比如,《天问》的“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这条记载,因为“汤伐夏”和“少康复国”被屈原放在了一起而过去常被认为《天问》出现了错简,今以夏商并行说来看,则知《天问》的叙述并没有问题。又比如,《国语·周语下》记载,从后稷到文王为十五代。以每代25年推算,可以推算出后稷生活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而《国语》又说后稷曾“服事虞夏”,过去王仲孚教授曾因此对周人的世系产生怀疑,[48]现在用夏商并行说来看,这些怀疑也可以消除。
夏商并行说的核心是把三星堆和金沙视为前后相承的两个夏都。其中,三星堆之夏可称为“大禹之夏”,其亡则有太康失国、后羿代夏、成汤灭夏、武丁伐鬼方等不同的说法。三星堆文明毁灭后,出现的金沙文化可称为“后杼之夏”。笔者认为,要深入认识“后杼之夏”,有两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第一,后杼视自己为夏文化的继承人,这没有疑问。后杼复国后进行了东征,恢复了大禹时代的大部分影响力。《左传》引用伍子胥的话说少康、后杼“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说明后杼确实自视为“夏”的延续。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太康失国”到“后杼中兴”,大禹时代的夏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后杼对“夏”的继承其实与后来的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把自己的政权也称为“汉”并没有本质区别。大家知道,刘秀、刘备兴起时皆为平民之身,他们与西汉王朝的权力系统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东汉对西汉、蜀汉对东汉,都是通过建立这种历史名义的继承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地位的。所以,蔡邕在谈及光武中兴时才会套用《左传》的话说:“祀汉配天,罔失旧物。”[49]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金沙文化的历史地位。
第二,中原诸族对后杼政权有认同差异,这也没有疑问。“后杼中兴”虽被记录于《左传》和《国语》,但综合先秦文献来看,后杼政权试图通过建立与“大禹之夏”的历史联系来获得正统地位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当时中原诸国乃至原姒姓诸国的普遍承认。比如,《左传》襄公四年引用《虞人之箴》批评后羿冒于原兽,说“武不可重,用不于夏家”,事实上是认为夏祚已亡。再比如,《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宁武子提到,姒姓的杞、曾二国对夏后相不进行祭祀,这其实也说明太康之后的所谓夏王不在杞国、曾国的祭祀范围内。从考古文化来看,湖北的曾国文化与蜀地文化颇为相近,但曾国的发达程度则丝毫不逊色于蜀,用夏商并行的观点来看,这也证实了文献的记载。同时,在祭祀制度上,京山苏家珑曾国墓地出土了九件列鼎[50],这完全不受周人“天子九鼎”制度的限制,说明曾国也不是姬周的属国。
后杼政权在蜀地的自铭青铜器中被称作“邵”,而殷墟甲骨文则称之为“蜀”。随着殷墟文化的日益强大,后杼政权的“蜀”身份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中原方国所接受,并通过历史的长河延续了下来。今天,我们重新梳理整个中国古史体系,可以发现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绝不是先秦文献中失载的文化。重新建立一个更为可靠的中国古史体系,不仅对于确立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的历史身份至关重要,对于研究武汉盘龙城、新干大洋洲、郑州商城、阜南台家寺、城固洋县铜器群、宁乡铜器群乃至殷墟等考古文化也必然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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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1 11:1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windyxb 于 2020-8-21 11:16 编辑

把寻找夏的范围放开,不在局限于中原一带,顺着这个思路,古史中很多传说包括史书记载的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发生在中原一带,其中就包括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出生于川西,应该是古羌人的后裔,按时间推算,那个时间正是川西营盘山文化开始向四川盆地迁移的时间,所以大禹治水的地方很有可能就在四川盆地(查阅气候变迁史再来详细论述),治水后大禹会盟于涂山应该是位于现重庆的涂山而非江淮的涂山,理由是古时的涂山并不是指名叫涂山,而是“两山之间,必有川焉,两川之间,必有涂焉”,这个涂是指在多条平行的山脉之间的意思,重庆的平行岭谷之中最符合涂山的古义,且现在的重庆南山古名既为涂山,山上至今仍有夏禹涂后祠,山下便是整个四川盆地水流汇聚于重庆后的第一道出川峡口铜锣峡,此峡若堵,全川之水将无去处,盆地将到处是汪洋,所以大禹在四川治水,古史记载乃是采用疏浚的方式,故其沿江而下,最后发现最大的堵点就在重庆的平行岭谷中,遂会盟各方人马疏通,最关键的点位就在铜锣峡,此峡一通,盆地水患全消,治水大功告成,最后会盟诸侯于铜锣峡边上的涂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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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1 11:13 |显示全部楼层
喜欢地理的可以研究一下,涂山一直都有争议,但从其古义来看在重庆平行岭谷可能性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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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1 11:15 |显示全部楼层
并且从全盆地的视野来看,铜锣峡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堵点,只要这个点堵了,四川盆地肯定是汪洋,疏通哪里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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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1 21:39 来自手机 |显示全部楼层
个人看法,繁体字華来源于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手里举的蛇和太阳神鸟就是龙凤的前身,三星堆城毁于大洪水,四川盆地就是华夏,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我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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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5 10:59 |显示全部楼层
要说明气候对四川盆地的影响,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4.2千年事件”:大约距今4200年前,即公元前2200年,发生了一次全新世气候变冷及干旱事件,此次事件是全球性的,持续了整个公元前22世纪,此后气候再次变的温暖。
以“4.2千年事件”为节点,在这之前,整个东亚地区处于温暖期,在现今的黄河上游甘青草原一带,也就是公认的汉人始祖之一的古羌人活动地区的气候环境比现在要温暖的多,更加适合人类的生存,古人在此生活了很长时间且向东向南均有迁徙发散,甘肃大地湾遗址(7000年前)及川西营盘山遗址(6000年前)均有可能是古羌人迁徙的结果。而与此同时,由于气候温暖,四川盆地大部地区均为水泽,并不适合大规模人群生存,只有零星的文化聚落存在,如宝墩古城遗址(4500年前)等,此后由于“4.2千年事件”,导致甘青地区越发寒冷,而由于干旱,四川盆地水量减少,大量肥沃的土地裸露地表,古羌人大量南迁进入四川盆地,使盆地内人口短期内大量增长,从时间上来说大禹可能就刚好处在这个迁徙的时间点上(公元前2100年左右,夏朝由大禹儿子启建立,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所以后推30年,大禹生活的年代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伴随“4.2千年事件”,大量古羌人迁徙于四川盆地内,包括幼年的大禹,但随着“4.2千年事件”的结束,气候再次变得温暖,此时川西山区大量冰川融化,四川盆地再次河流泛滥,但此时盆地内人口众多,且国家的影子可能已经具备,人类已不再完全采用迁徙的方式抵御自然灾害,而是可以进行有组织的人工干预,大禹治水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此次大洪水是全球性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记载中均有出现,西方的圣经还是我国的山海经均有记述,且四川盆地的特殊地理结构遇上大的气候变迁容易产生持续的大洪水,在出水口没有疏通之前,盆地内应该持续了很长的洪水,大部分地方可能像汪洋一样。
我国最早的奇书山海经据考证,其真正的第一作者就有可能是大禹,这一部并不算准确的地理志书可能就是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对之前的民间记忆和当时的山川认识的记录,该书在方位基准上也是以四川盆地为天下之中的,该书记载分为山经和海经,且山经在前,记录古羌人在迁徙至盆地之前的岷山以西山区的地理认知,应该是大禹根据先人们的口口相传而记录;而海经记录在后,主要记录大禹在四川盆地抗击洪水的所见所闻,而海经又分为海内经还海外经,当时的四川盆地洪水滔天,大禹将整个盆地定义为海无可厚非,其认知世界有此局限有可以理解,随着盆地出水口的疏通,古蜀人走出了盆地,增长了见识,也就有了海外经。
现在的人们喜欢用其当下的认知(包括商周及以后的史官们)去反应古人的认知,这是偏差很大的,尤其是史前,人烟稀少,没有文字,人均寿命短,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很多都是通过上一代口口相传,别说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抵御自然和果腹,就算不考虑这个问题,单从道路和必要性来说古人的活动范围也不会太大,对当时的人来说,四川盆地可能都足够大了,在有一定方位认知的前提下,能把盆地内的山川河流走上一遍可能也穷其了大禹的一生。大禹治水在四川,夏启更有可能四川,而后华夏文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政治中心都在中原一带,后来的史官们自然也把大禹和夏启的传说搬到了中原一带,但记录较少,主要原因是不论地域还是人口均不具有传承性,也就是了解太少怎么能系统记录?所以,一直局限在中原一带寻找夏可能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当然永远也找不到了,除非用同时期的文明进行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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