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是传说中的夏朝么   windyxb 发表于 2019-8-19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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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0 09:10 |显示全部楼层
呃,不用分那么多个评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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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z1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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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7 17:29 |显示全部楼层
很感兴趣,希望有机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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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m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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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9 11:28 来自手机 |显示全部楼层
研究历史很有意思,人起源于何处,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宇宙中是否还有其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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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y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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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20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严肃的假设: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为夏都说的22条证据。当笔者提出三星堆为夏都说的时候,对中国考古文化稍有一些了解而又对笔者观点不熟悉的朋友产生的第一个反应是:三星堆青铜文化不是商代时期的吗?
没有错,来自三星堆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代表着三星堆文明最高水准的两个祭祀坑年代下限大致为公元前1260年,[1]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根据《史记》体系拟定出的《夏商周年表》,殷墟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46年[2],因此,以殷墟文化为参照,确实可以说三星堆青铜文化是商代时期的,其毁灭时间大致在武丁时期。然而,问题又并没有那么简单,今试作本文略说之。

《楚居》图版(《清华简》第一册)
(1)2010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出版。书中收录的《楚居》赫然记载,芈姓之祖季连娶了商王盘庚的孙女为妻,由此可见,季连生活的时间与武丁相当。[3]而根据《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季连和大禹均为颛顼之裔。其中,大禹为颛顼子孙的第二代,季连为第四代。[4]也就是说,季连比大禹晚两代。因此,以《楚居》和《帝系》的世系为标准,季连生活于武丁时期,则大禹必定生活在三星堆青铜文化晚期或者说殷墟文化早期。同时,也可以由此推知,夏与商是曾经并行存在的两个政权。

《帝系》世系图(据《大戴礼记》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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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y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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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21 |显示全部楼层
(2)《楚居》的记载是否只是孤证呢?并不是。我们知道,皋陶和大禹在《尚书·舜典》中同为尧舜时期人物,类似记载也见于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同样出自郭店墓的《穷达以时》又记载,皋陶为武丁时期人物。[5]这样,郭店简和清华简二篇地下材料的记载就形成了对应,证明了在战国人的观念中,大禹与盘庚、武丁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

《穷达以时》图版(《郭店楚墓竹简》)
(3)大禹与盘庚、武丁为同期人物,这就意味着战国时代并不存在司马迁那种先五帝、后三代的一元历史观念。事实上,检索先秦文献也可以发现,先五帝、后三代线性发展的一元观点其实也并不存在于《史记》以前的任何历史文献。即使拿司马迁深信不疑的《五帝德》、《帝系》来看,二书虽然把唐、虞、夏、商、周全部纳入了黄帝谱系,但也并没有提供像《史记》记载的那种线性的政权传递序列。

《史记》世系图(据《史记》绘)
(4)如果夏与商是并行存在的政权,那三代时期的夏文化核心在哪里呢?《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吕氏春秋·古乐》记载,颛顼出生于若水(今雅砻江),并在空桑称帝。三星堆所在地即《华阳国志》的“瞿上”,[6]瞿、空为群溪旁纽,鱼东旁对转;上、桑为书心邻纽,阳部叠韵,可见“空桑”与“瞿上”古音相通。同时,《新语》、《史记·六国年表》皆有“禹出西羌”之说,这一记载已被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的东汉景云碑所证实。[7] 无疑,上述两条材料都把夏文化核心指向了四川西部;从具体的考古文化来看,三星堆遗址自然是不二之选。

记录了“禹生石纽”的东汉景云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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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y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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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23 |显示全部楼层
(5)从文献记载的夏族来源看,三星堆为夏都之说同样具备说服力。《国语·鲁语上》展禽说,夏后氏以黄帝为远祖,而《史记·三代世表》正谓蜀王为黄帝后世。[8]此外,《山海经》又称犬戎和北狄为黄帝后裔。[9]《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唐叔虞受封于唐地而得大夏故地之怀姓九宗。怀姓九宗,王国维谓即“春秋隗姓,诸狄之祖”。[10]而大禹在《潜夫论·五德志》则有“戎禹”一名,[11] 这说明夏人核心集团确可视为戎狄组合。徐中舒教授指出,周人出自白狄,[12]而周人的核心联姻部族为羌戎,从周武王至周厉王,周王每隔一代就会娶一个姜姓女子,[13]这说明自称为“夏”的姬周集团与姜戎集团形成的婚姻关系同样可视为戎狄组合。而《战国策·秦策一》张仪和司马错称蜀为“戎狄之长”,[14]这岂是巧合?

《山海经传》南宋刻本影印
(6)《逸周书·度邑》称伊洛地区为“有夏之居”,《史记·货殖列传》又称颍川、南阳为夏人之居,此均属古豫州。蒙文通的研究表明,古豫州、荆州西部、南部和整个梁州地区为《山海经》所称的“中”。而结合对《海内经》四篇、《大荒经》以下五篇的分析可知,《山海经》总体上则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15]汉唐之际的各种文献均称《山海经》为禹、益所作;同时,孙华[16]、徐朝龙[17]等学者皆肯定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与《山海经》记载的神树有密切联系。以此观之,以四川西部为夏文化核心区域,自然不能视为逞臆之谈。

三星堆青铜神树(图源:去哪儿)
(7)黄仲琴[18]、芮逸夫[19]等学者均指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蜀地文献记载的杜宇、开明时期的洪水故事、禅让传说与中原史籍所传的洪水故事、禅让传说“绝相类似”。丁山更明确指出,开明即启,杜宇即禹,二个传说实为一事所分化。[20]由于受传统历史体系的影响,历史学家童书业认为蜀地的洪水传说是“杂采中原神话编造成的”;[21]神话学家程憬则谨慎地认为:“依时间说,古蜀的(传说)可能传自中原;但依空间说,中原的也可能传自古蜀。” [22]今以夏商并行而论,则洪水故事源出蜀地当无疑问。

大禹治水(图片来自网络)
(8)三星堆二号坑出土了一件两耳带三个圆形穿孔的青铜人像。与其他衣着华丽的青铜人像相比,这件青铜像头部若缠一根辫发,似一个平民。[23]传世文献有“禹以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风俗通·三王》)和 “禹耳三漏”( 《白虎通·圣人篇》)的记载,这岂又能视为巧合?

疑为大禹的三星堆铜人头像K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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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y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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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23 |显示全部楼层
(9)《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四年均记载了“后羿代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观点,认为《夏本纪》的“太康失国”即《左传》的“后羿代夏”。《夏本纪》称太康为大禹之孙。显然,以夏、商并行而论,则三星堆青铜文化的毁灭时间与“太康失国”或谓“后羿代夏”的时间正好相当。
(10)《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称“空桑”为“穷桑”。根据《左传》襄公四年的记载,后羿代夏后,其居处为穷石,而“穷石”与“穷桑”古音相近,这难道只是巧合?
(11)根据《天问》的记载,后羿代夏后曾“妻彼雒嫔”,而三星堆所在地广汉古称“雒城”,所临洛水在《山海经·中次九经》中已经出现。语言学材料表明,彝语支读城为“lo33”,[24]其字可比定为“雒”。“城”与“成”字古通,而继承了三星堆文化的金沙遗址所在地成都在先秦出土材料中正称为“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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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24 |显示全部楼层
(12)1959年,在距今三星堆遗址西南方向约十公里处的成都市彭县竹瓦街发现的青铜器窖藏中出土了两件。其中一件青铜觯内底有“牧正父己”的铭文。[26]而《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后羿代夏后从事复国运动的少康曾担任有仍氏牧正,这是否又是巧合?

牧正父己青铜觯(四川博物馆藏)
(13)《元一统志》卷五记载:“杜康墓,在濛阳县十五里。”[27]《说文解字·巾部》训帚字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而出土了牧正父己铜觯的竹瓦街正属今成都市濛阳镇,这是否仍为巧合?
(14)《左传》哀公元年称少康复国乃“复禹之绩,不失旧物”,表明少康新都离故都相距较近,而继承三星堆文化的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相去不远,这是否还是巧合?
(15)《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复国后,曾举行“祀夏配天”的大型祭祀活动。在金沙遗址东偏北约七公里处的成都市驷马桥北发现的羊子山土台是我国商周时期全国最大的祭祀台。该土台为方形,呈三级递高,四面皆有可供登台的阶梯。土台年代上限为商代晚期,下限至春秋晚期,其高达10米,面积逾万平方米。[28]这是否仍为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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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y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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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25 |显示全部楼层
(16)《左传》称复兴夏王朝者为少康,而《国语·鲁语上》称中兴夏者为后杼。1980年,成都市新都县马家乡战国大墓出土了一件带有“邵之食鼎”盖铭的青铜鼎。[29]杼字古读定母、鱼部,邵字古读禅母、宵部,定禅准旁纽,鱼宵旁转,可见杼、邵二字古音相近。更值得注意的是,蜀字古音为禅母、屋部,与杼、邵古音同样相通。

“邵之食”铜鼎(四川博物院藏)
(17)广汉三星堆、武汉盘龙城、新干大洋州、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成都金沙等青铜文化均在使用一种含高放射成因铅的特殊矿料。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的消息表明,这个特殊铅矿很可能在南阳盆地。[30]然而,冶金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又表明,殷墟在三期之后开始大幅降低了对这种特殊铅的使用甚至在殷墟四期已经不再使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时突然崛起于成都平原的金沙文化却反而成为了这种特殊铅料的规模化使用者。[31]试问,如果金沙遗址不是那个后杼中兴的夏都,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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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y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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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1:25 |显示全部楼层
(18)三星堆一号坑出土有龙虎尊,阜南地区也出土有龙虎尊。[32] 阜南地处淮河流域,为传说中的涂山氏核心居处,而传世文献又有夏后氏与涂山氏联姻之说,这是否又为巧合?
(19)《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有句践为少康庶子之说。《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说:“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为越,世历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从考古文化来看,古代蜀地有大石墓,[33]越地则有石棚墓;[34]越地有独木棺葬,[35]蜀地也有独木棺葬,[36]这是否又为巧合?

浙江石棚墓群(浙江省文物局网站)

凉山州德昌大石墓(图片来自网络)
(20)《世本》说:“夏少康封其子曲烈于鄫。”湖北京山苏家珑曾国墓出土的曾子斿鼎(集成《2757》)称其祖先为剌曲。马承源先生指出,曾国墓的剌曲即《世本》的曲烈。[37]李学勤教授指出,四川新都马家大墓与湖北擂鼓墩曾侯墓的文化特征颇为相近,比如,马家大墓的列鼎形制、字体均与曾侯墓一致,同时,二地出土的青铜甗、青铜缶形制也同样一致,甚至连缶耳上的提链也一样。同时,马家大墓的编钟是甬钟,而在擂鼓墩的编钟也是以甬钟为主。[38]显然,综合前述材料来看,这也绝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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